梁衡与其他自考生认为，政府机关、人事部门对自考生的歧视行为将对自考生在社会上产生不良的影响。
国家、社会及市场关于土地的相关方法和手段，包括土地调查、土地利用规划与计划、土地生态规划、土地修复、土地流转规制、土壤的综合整治以及土壤环境标准等，都必须围绕保护土地和防控土地损毁的目标进行。[1]因遥感监测不能辨别土地污染的变化，那么在卫片执法检查中所发现破坏耕地的面积超过合法新增土地的面积，还不包括污染土地的面积。
开采沉陷本身只是一个坑，坑的影响乃至破坏土壤的面积远远超出地面塌陷所形成的坑。在经济迅速发展中，地方政府经营土地成为滥用主体。[5]赵鹏、孙乾：《29省份少征土地出让金3664亿违规征地38万公顷》，《京华时报》，2015年6月29日。似乎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也得到了国家政策的认可(参见蔡守秋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论纲》、王建平的《土壤污染致突性控制的逻辑理路》等相关文章)。特别是《矿产资源法》，在法律修改中应专门设立矿业用地制度，从矿业用地的方式选择、矿与地结合的权利设置、矿业用地合同约定、矿业相邻关系的界定与保护、矿业用地市场的用途管制等方面进行规范与限制，努力地将保护和可持续用地行为导入特定渠道，才能从源头控制矿山土地的破坏与污染。
同时，我国为了粮食安全而必须严守18亿亩耕地，这一约束性指标已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协议明确规定，必须保障土地的长期利用与保障土地资源的经济用途，协议国必须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对土地的有害侵蚀和对土地结构的有害改变，要求矿产勘探与开采时不能损毁土地。近年来，部门行政法研究通过与新行政法理论范式相结合，深入到一些重要的规制领域，理论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但从总体而言，仍存在论域覆盖面不够宽，对行政规制实践介入不够有力的问题。
尽管我们所期待的大突破尚未发生，但勾勒一个学科在两年内的持续蓄力过程，或许可以为这个过程提供些许推力，促进突破的发生。[32]刘飞：行政诉讼类型制度的功能，《法学研究》2013年第5期。当然，案例研究本身可能有不同的指向，一些研究指向法解释学的提升和完善，另外一些则是对法律运作效果的评估，如上文所提到的何海波、黄启辉、朱春华对于行政诉讼制度运作效果的群案研究。[57] 何海波的长文《内部行政程序的法律规制》是一篇关于行政自我规制的重要文章。
胡敏洁的《行政指导性案例的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一文对我国行政指导性案例的实践状况作出初步梳理，建议加强遴选主体的多元化、强化理由说明并逐步公开指导性案例，同时也应赋予行政指导性案例相应的拘束力。关于(广义的)行政立法的研究延续了2010—2011年间的一些热门关注点，如行政规则制定权限的划分，或者行政规则制定过程之中公众、专家与行政机关各自的角色，以及行政立法评估的成本—收益分析制度。
高秦伟的《私人主体与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基于合作规制的法理》[61]一文针对《食品安全法》对于食品安全标准制定的规定，提出引入合作规制，发挥行业以及各类私人主体在实现食品安全规制中应该发挥的功能。德国行政法自奥托#8226;迈耶以来，以基本原则、抽象概念和法释义学为核心元素，形成了一个建立在经验与逻辑、传统与现实基础上的完整体系，在赵宏看来，其实现体系化的基本经验，值得中国行政法借鉴。[14] 在2012—2013年间，行政处罚受到的关注热度有所下降。[51]戚建刚：食品危害的多重属性与风险评估制度的重构，《当代法学》2012年第2期。
王贵松《调整规划冲突的行政法理》集中探讨了行政规划之间冲突的解决之道，提出在调整上位规划与下位规划之间的垂直冲突时，应遵循整合原则和逆流原则。[26]胡敏洁：给付行政范畴的中国生成，《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在这一方向上，蕴藏着很大的学术创新的潜力。第四，就整个行政法领域的立法状况而言，全局性立法已成体系，但在部门行政法内仍然有不少立法的空白，已有的立法也往往存在管理主义色彩太重的弊病，许多领域对于偏重于立法论的研究具有更大的知识需求。
(五)法解释学方法与案例研究 如前所述，中国行政法理论无法靠照搬域外制度和理论而建立自身的体系性，而只能立足于本土的制度和实践来寻求。在湛中乐、高俊杰的《作为过程的行政决策及其正当性逻辑》一文中，作者强调现代行政决策过程的正当性，有赖于建立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和依法决策的有机结合。
在此过程中，可以借鉴的是域外已有的体系建构进路，而非对问题的具体答案。由于中国行政法的许多基本原则和概念源于域外，对这些原则和概念在起源国自身法学体系中的位置进行准确的把握，有利于更好地处理其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演化。
第三，中国行政法研究一直以来保持着对行政诉讼制度的密切关注，在2012—2013年间，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前景，更是引发了探讨和反思行政诉讼制度的热潮，大多数活跃的行政法学者都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三所大学行政法学者联手推出《行政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53]周佑勇、熊樟林的研究则在一定程度上与余凌云形成相互呼应关系。2012-2013年间对行政合同的研究有所降温，所发表的论文主要是从公私合作治理以及行政诉讼的视野展开。[60]王敬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行政权力横向配置的试验场，《政法论坛》2013年第1期。[16]这也引发了学界和实务界修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预期，与此相应的是，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研究，成为2012—2013年间行政法研究的热点。
《清华法学》发表的两篇基于法院裁判文书而对行政诉讼一审、二审分别展开的研究，与何海波的论述形成呼应关系。总体而言，我国部门行政法研究的覆盖面仍然有限，对一些当下正在进行的重大的行政规制改革(如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作出的回应仍不够强。
黄学贤：关于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冷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章剑生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4条第4款第1句国家秘密进行了解释，指出国家秘密绝对不公开，但与国家秘密相关的工作秘密、内部公开与内部资料，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应当从严解释，不得以此收缩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27]王贵松，见前注〔13〕。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在行政过程中考察法律解释与政策形成之间的关系，探究在新行政法的背景下如何重新提出法律解释方法问题。
[2]赵宏：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法学家》2013年第5期。正是基于这种方法论的自觉，许多学者已经在大力推进行政法案例研究，试图在司法判决与理论研究之间形成紧密而有效的互动。[12]应松年的《完善行政组织法制探索》一文对完善中央及地方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的组织法制进行了探讨，是其中少有的从宏观角度探讨行政组法的文章，参见应松年：完善行政组织法制探索，《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这就需要加强行政诉讼制度的整体关联性，而作为制度建构基础的行政诉讼学理，需要相应强调周密的逻辑性，提升体系的完整性。
[59] 王敬波的《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行政权力横向配置的试验场》[60]一文则对影响许可权集中的重要因素进行了探讨，指出行政事务的专业性、关联性、专属性、行政层级等都是影响许可权集中的重要因素，在尚未破除行政管理体制性障碍的情况下，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实施要根据行政管理的不同维度选择不同的集中模式，采取分步走、分散式集中的方式推进。[58]就保持内部行政程序的灵活性以服务于行政的合目的性而言，何海波与以上几位作者共享了相似的主张。
[39]郑春燕：论城乡规划的司法审查路径——以涉及城乡规划案件的司法裁判文书为例，《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9] 提出真正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就已经向理论突破迈出了重要一步。
金自宁的《风险规制中的信息沟通及其制度建构》一文探讨了信息沟通在风险社会中作为规制工具的意义与相应的制度建构。在2012—2013年期间，不同进路上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推进，学者的方法论意识也日益清晰。
[66]这篇文章是作者发表于2011年的《中国食品安全标准法律制度研究》[67]的姊妹篇，梳理了中国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历史演进，分析其在标准规范体系中的地位，探究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内容如何形成，制定程序如何规范等，较为体现关注公共政策如何为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和路径设计问题的法政策学的色彩。朱芒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7条进行了深入解读，以界定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义务。长期以来，中国的部门行政法研究偏弱，论域比较集中，覆盖面不广，对许多领域的重大改革很难作出回应。在讨论中形成了以下关注点：①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部门行政法不应被简单视为行政法总论的具体适用，而是蕴藏着测试行政法总论学理的有效性，促进中国行政法理论本土化的潜能，传统行政法总论体系中行政组织法研究的薄弱，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部门行政法的研究予以补强。[7]法政策学的支柱性概念包括政策目标(立法目标)、政策工具(行政手法)、规制模式(组合手法)和评价基准等，并在具体分析中采取过程分析模型，对立法所涉及的价值、事实和规范三要素进行循环往复的观察和论证。
[65]参见(英)伊丽莎白•费雪：《风险规制与行政宪政主义》，沈岿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页3。[56]法院在审查标准上应主要围绕合法性而展开，在诸如公开性、设定义务等具体内容上，亦应保持对裁量基准自制属性的基本尊重。
指南、手册和裁量基准的优势在于其灵活性，对其需要有一定的规范，但不宜过于剥夺其灵活性。在2012—2013年间，一些学者从比较行政法研究出发，呼吁以域外的体系化建构经验为参照，增强中国行政法制度和理论体系的整体性。
